今年是不可能种冬小麦了，经过麦薯连作，即便有养鸡场的肥力养着，地也得歇上半年缓缓劲儿。
可那地也不能白白空着冬春两季，朱家人让雇农们种上了苕子，来年翻入土中，便是顶好的肥料。
还有萝卜，既能松土，又能当秋菜，等长成了，拿到县城铺子里卖，又是一笔收入。
这些倒不是张知节特意交代的，而是农人自会的算计。
显然，在给朱海棠的信中，朱老爹也提了这事，见张书将信看完了，她便开口问了：“书姐儿，那地里，明年再种什么？”
张书看了朱海棠一眼，笑道：“这事，我可做不了主。”
朱海棠一怔，连忙讪笑道：“是是，这事是该二郎拿主意。”
她心想，自己许是早上赶路太累了，怎么拿这样的大事问书姐儿？
即便她再有主意，这事到底该张知节做主。
于是等张大牛顶着风雪归来，在屋子里吃过晚膳后，朱海棠便将朱家写给他们的信递给了张大牛。
朱海棠看了眼天色，催促道：“现在戌时不到，天色尚早，等会你就去问问二郎，明年地里到底要种什么。”
她过两日又要回周家村了，而张大牛这些天早出晚归，今日不问，怕是要等她下次回来才能知道。
白薯大约是不能再种了，面丝也不如从前值钱。
云丝的事，张书也和她透过底，顶多挣今年的钱，明年必定有人琢磨出做法。
朱海棠也清楚，面丝和云丝本就是一路的东西，面丝如今人人皆知，那么多人盯着，云丝那点门道，还能藏多久？
也因为有了这两样东西打底，朱海棠觉得，那三百亩地里，明年怕是还能长出挣钱的东西来。
张大牛就着烛光，认认真真把信里的内容看完了，还没来得及消化信中的内容，便被媳妇催着起身。
他只好披上袍子往外走，连手里的信都忘了放下。
书房的门虚掩着，里头透出昏黄的烛光，张大牛敲了敲门，听到应声才推门掀帘进去。
暖意伴随着墨香扑面而来，张知节正坐在案前写着什么，张书也在，就在床边的一旁窗边的小榻上看书。
听到动静，两人齐齐停下动作，张知节搁下笔起身：“大哥，有事？”
方才朱海棠忘记和他说了，朱老爹也给张知节写了一封信，张大牛觉得信里的内容实在是多，一时间不知道从何说起，便想也不想地上前，把手里厚厚一沓信往前一递。
“你看看吧，是我老丈人的信。”
张知节一愣，还是笑着接了过来。
他走到张书身边坐下，和她一起看了起来。
朱老爹写给他的那封信，满纸都是公事公办。
可写给张大牛夫妻的这封，倒是比他那封有意思多了。
开头便是对张大牛如今做了官的震惊和喜悦，洋洋洒洒写了好几页，翻来覆去就是夸他如何优秀，说自己当初果然没有看错人，把女儿嫁对了。
家里收到消息是如何的欣喜，村里乡亲知道又是如何的震惊，又有些遗憾张大牛一家不在，否则非得办个大酒席热闹热闹。
他也知道这差事多半是托了张知节的福，便又念叨着让张大牛和朱海棠在洛都可要好好替张知节办事，做人要知恩图报云云。
张大牛见两人含笑看着前面几页，脸上顿时有些红，不好意思地挠挠头。
“二郎，书姐儿，你们往下看，正事都在后头呢。”
张知节笑着应了一声，将前面那几页翻了过去。
后面讲的是面丝作坊的事，还有其他几项收益，内容跟写给张知节那封信大差不差。
两人便快速略过，待翻到后面的内容，张知节手里的动作忽然停住，和张书一起细看起来。
朱家这几个月常驻在三元村的作坊里，对村里的事知道颇为清楚，他们不好直接和张知节讲村里的是非，但是对女儿女婿就没这个顾忌了，也知道他们肯定会和张知节说的。
头一件让张知节和张书惊讶的事，便是三元村如今已经没有一亩官田了。
当初张大牛来洛都时，跟张知节提过一嘴。
因着他考中状元，三元村的茶叶便打出了名号，就叫“三元状元茶”。
前几届状元也有过类似惠及乡里的先例，什么状元饼，状元纸之类的，这种事情是不可能拒绝的。
所以张知节知道了也没说什么，只是后续事情的发展，就有些出乎两人的预料了。
有了这个名头，三元村的茶叶价格水涨船高，茶利一年厚过一年。
可与之相比，附近其他村子的茶叶就有些不好卖了，他们几十年来和三元村多有姻亲往来，便求到了张氏族人面前。
村长和族老们本想拒绝，可张长顺却觉得此事有商量的余地。
他认为，其他村子做出来的茶叶其实并不比三元村的差。
不如把附近的好茶叶都收过来，一并当“三元状元茶”卖，别村的茶树很多都是从三元村的山上分枝过去的，本就同出一源，也不算骗人。
张知节当初听到这事时，着实有些吃惊。
张长顺这主意，放到现代商业里就是再常见不过的“贴牌”，自家的名头值钱，就收别家的货，贴上自家的牌子卖。
族老们很轻易就被说动了，于是今年三元村的茶利翻了不止两番。
信里接下来写的事，就是张大牛一家离开三元村才发生的。
钱多了，反倒让族老们犯了愁，那么多银子摆在眼前，的确值得欣喜，可那不是自己的，是全族人的。
若是搁在从前，手里握着这么些钱，难保不会有人动歪心思。
可如今，他们却是不敢了。
可若是按规矩把钱分下去，又怕族人“乍富”，再生出是非来。
这并非危言耸听，这几年，村里接连有工程做活，张知节的面丝作坊又招了工，田里还雇着人，采茶时有采茶钱，年底还有茶利可分。
三元村的村民只要不是个懒蛋，手里都攒下些家当。
兜里有了钱，日子自然就宽裕了，新衣裳添起来了，饭桌上的油水也足了，好些人家把老屋翻修了一遍，甚至还有人添了田地。
可有钱了，也未必全是好事，立身不正的人家，最容易招来豺狼。
其中最可恶的便是那些劝赌的，村里好几家都中了招，攒了好几年的现银输了大半。
要不是村长和族老当机立断，把人捆到祠堂跪了几天几夜，以逐出宗族相威胁，怕是那些人赌红了眼，连家里的田地和媳妇孩子都要卖出去。
那些有“案底”的人如今被全村人盯着干活，近两年是别想出村了。
那些劝赌的别村混子们也被看住了。
他们一旦进村，身后立马就跟上几个手脚麻利的老头老太太，入了哪家的门，他们也跟进去。
他们也不说话，更不闹事，就在堂屋里找个角落坐下，眼睛时不时往那混子身上瞟一眼。
若是混子们气恼了，发生些“意外”的肢体接触，老头老太太们直接往地上一倒，混子不留下几个铜板是别想走的。
所以这活儿，村里的老头老太太们可乐意干了，其中数袁大娘最积极，后来混子们不来了，她反而不高兴了。
可不管袁大娘高不高兴，三元村已经在附近十里八乡打响了名气，甚至得了一个“赌见愁”的名号。
就在三元村的风气愈发清朗的时候，县里传来一个消息——